鑰匙圈

　　2月10日，湖南省長杜家毫在十二屆省記憶體人大會上所作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讓人耳目一新，這不僅在於報告的語言簡樸清新，更在於報告內容的務實創新。
　　報告提出，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，進一步簡政放權，花店釋放市場活力，特別是要列出政府的“權力清單”，年內完成省本級行政審批事項的清理，進一步下放行政審批權；在闡述投資體制改革方面，報告承諾，將進一步落實擴大民間投資各項政策，實施投資準入“負面清單”，在這個管理模式下，投資領域“除特定內容外不做限制”。
　　一個行政審批網路行銷的“權力清單”、一個投資準入的“負面清單”，從管理和服務兩個方面，構建了湖南未來公共政治和資本投資的兩大嶄新柱石。前一個清單顯示出湖南省決策層的自我限權和有限政府理念，後一個清單，則透露了民間資本和經濟發展的無限機會。
　　在“法治”理念下，關於公共政治的基本規則，其房屋出租實包含了兩個方向，一是對於政府來說，只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才可以做，除此以外均不能染指，二是對於民眾來說，只有法律禁止的才不可以做，除此以外都可以做。兩個規則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就是“權力清單”和“負面清單”。
　　從邏輯上可知，“權力清單”的意義，在於給政府設定了可以作為的有限範圍，記憶體其餘無限廣闊的範圍都是被限制的；而“負面清單”的意義，則是除了法律政策所設定的限制或禁止範圍，其他無限廣闊的範圍都是民眾可以放手搏擊的世界。由此可知，兩個清單的意義，就在於建立有限政府，以及放手發動民間的無限活力。
　　長期以來，中國各級官員受傳統文化的影響，總習慣於當“父母官”，喜歡替人民做主，管這管那，幾年前延安一對夫妻在家看黃碟也被當地警察查處，即是典型的例子。在這種思維下，政府官員常常不自覺地擴充自己的權力，很多政府機關甚至接近於實施“負面清單”模式，即除了部分事務因法律規定而明確不能幹預，其他的都想介入。
　　如此官員如此思維定勢，其實是對民間利益的極大覬覦乃至威脅，在這樣的管制思維下，民間的活力得不到釋放，民間的資本沒有出路，人民的權利時刻受到不合理的限制，長此以往，其必然結局就是整個社會萬馬齊喑。
　　筆者註意到，這些年來，湖南省委省政府一直在認認真真抓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，努力激發三湘大地的資本活力和資源效應。
　　就在這次人大會開幕後，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到湘潭代表團參與討論時就提出，“馬年各項工作要實現‘萬馬奔騰’，其中改革要‘一馬當先’。”他既闡釋了湖南公共管理的大方向，也提出了項目建設、自主創新、改善民生、狠抓“四風”等具體要求。這些要求和前述兩個“清單”的精神一脈相承，說到底就是體現出政府放權、強化服務、促進發展、激發活力、深化改革的新理念、新方向。
　　美國著名哲學家羅爾斯在其經典著作《正義論》里說：“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……某些法律和制度，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，只要它們不正義，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。每個人都擁有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，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。”對於當前的中國社會來說，確實存在一種情況，那就是很多官員總習慣於以效率為由，主張“一統天下”，事無巨細都去管理，殊不知，這種想法也許出發點是好的，卻違反了民權的基本自由原則，所以需要改進。湖南的政府權力“負面清單”，正是一種積極的改進。
　　法國思想家盧梭曾在他的《社會契約論》里說過：“國家的體制愈良好，則在公民的精神里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於私人的事情。”這一論斷則反過來告訴那些擔心民權過寬的官員，在一個尊重民權的體制下，公民精神會反過來促進每個權利個體更加關註公共事務，更加尊重公共秩序。
　　由是而言，政府的自我限權，使政府有了走向更加正義的可能，而在良好的體制下，公民則會基於公共精神，和政府形成良性的積極互動，從而為過去政府所從事的或者說操心的公共事務提供強有力的支撐。
　　筆者期待，在兩個“清單”的引領下，三湘大地能夠佇立政府的嶄新形象，也能夠展示幾千萬公民的新形象。
　　文/陳傑人　　（原標題：兩個“清單”背後的政府新追求）